7月26日，英澳之间签署了为期50年的《核动力潜艇伙伴关系与合作条约》（又称《吉朗条约》），该条约以“澳英美联盟”（AUKUS）框架为基石，规划了两国在核潜艇设计、建造、运输等方面的全面协作，并允许英国“机敏”级核潜艇在澳斯特灵海军基地的轮换驻防。然而，该协议却折射出英国深层的战略焦虑与现实困境，其消极影响将溢出防务层面，把新的不确定因素引入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
英澳此次合作的契机，首先在于对冲美国战略不确定性的迫切需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防部宣布重新评估AUKUS协议，质疑其是否符合“美国优先”原则。此外，美国潜艇工业建造进度滞后，可能无法兑现2030年左右向澳大利亚交付潜艇的承诺。这种背景下，英国试图通过与澳大利亚构建独立于美国的双边合作架构，将AUKUS从美国主导单向模式转向相互依存机制。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压力也促使工党政府寻求外交突破。英国国内右翼势力（英国改革党）冲击了工党政府的执政地位，工党需要更主动的外交政策和更宏大的国家叙事缓解社会分裂的情况，渲染防务合作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恰好满足这一要求。当前英国军费开支虽居欧洲前列，但无论是现役装备状况还是军工制造能力都存在明显缺陷。通过《吉朗条约》加深防务合作，英国意图以高端装备出口拉动产业链升级，通过更加具体的方式扩展AUKUS平台的合作内容，最终实现重振本土产业的目的。此外，英国面临经济衰退的现实问题，工党政府此举也是希望通过扩大防务产业以刺激就业。
在最初的设想中，AUKUS协定总共能为英国创造超过21000个新岗位，并吸引澳大利亚46亿美元投资用于反应堆设计与零部件制造，但其落地的可能性却备受质疑。双方的国防工业产能首先构成巨大壁垒。一方面，英国舰艇制造业一直存在产能萎缩的问题，而欧洲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已经导致英国国防工业超负荷生产；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核工业基础也几近空白，这暴露出西方军工体系的系统性疲软，英澳双边协作将放大而非弥补这一缺陷。人才与制度体系的断层同样棘手。条约虽提出合作发展“人员、基础设施和监管系统”，但澳大利亚作为无核国家，缺乏核安全监管经验及核工程技术储备。同时，澳大利亚的投资能力也相对有限，即便英国承诺分享技术，澳方能否持续承担天价开支仍是未知数。这些基础能力的欠缺将直接影响《吉朗条约》成功落地。
究其根本，该协议只是将制造业与供应链问题简化为资金投入问题，并未意识到其高端军工复合体的构想与去工业化的社会现实状况脱节：英国无力扩大产能，澳大利亚难以弥合技术代差，而“美国优先”政策持续侵蚀三方互信。这意味着《吉朗条约》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英国在《吉朗条约》框架下的军备扩张，表面上是重塑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实则暴露出其外交手段的局限性与战略逻辑的内在矛盾。英国全球地位的根基是其首屈一指的金融影响力，但现在工党政府却通过军备扩张、加强多边军事合作、扩大亚太地区军事影响力等方式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这恰是其经济辐射能力衰退的结果。相比之下，法国通过欧盟机制整合多边合作，德国以经贸网络深耕区域影响力，而英国却选择以核潜艇作为外交载体，本质上是以国防技术输出替代衰退的经济吸引力的表现。
但军事合作无法取代经济合作的双赢性质，这种路径依赖将不可逆地压缩英国的外交空间。核潜艇合作虽暂时巩固了AUKUS同盟，其代价却是牺牲英国的全球战略自主性。美国对敏感技术出口的限制，使英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而由于产能、供应链、投资等问题的存在，英澳之间的合作机制非常脆弱，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此外，在亚太地区，军事介入进一步恶化了地区安全困境；在欧洲，法德等北约盟友对英国脱离地缘现实的外交方向也存在不满，英国积极扩张的军事合作策略或将适得其反。
《吉朗条约》的签署，映射出英国在“后脱欧时代”的困局。虽然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强调在《吉朗条约》下，“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但对亚太地缘政治局势而言，AUKUS协定的真正危险，就在于其以加强区域“稳定性”为名处处针对中国，试图将大国博弈简单化为永久性军事对抗结构。这种战略投机的行为将极大破坏地区稳定，并损害英国未来的外交发展前景。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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